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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和孙儿们在一起 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学传统。自孔子以来，中国历史学家差不多都格外重视当代史的研究与表达。 不论是孔子册《春秋》，还是司马迁著 《史记》 、班固写《汉书》、司马光编《通鉴》，历史学家尽管都会述往事、追源头，但其真正兴奋点无不在于当代，在于给刚刚逝去的时代一个说法。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中国的历史学家无法对刚刚逝去的时代进行研究，更不要说描绘。我们的历史却总要“出口转内销”，要靠外国人的研究去为自己的历史定位。 我不是说外国人不能研究、不能写作中国当代史，而是当我们捧读如此厚重的《邓小平时代》时， 除了钦佩作者远见卓识、中允公道外，多少有点为中国历史学家感到羞愧，或不平。 中国历史学家为什么不能像傅高义先生那样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阅人无数，写出这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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