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22日，俄罗斯最火的戏剧导演Kirill Serebrennikov在片场被捕，警察连夜将其带回莫斯科。次日上午，法院裁定将其软禁在家，等待公审，罪名是伙同他人贪污国家艺术专项扶助基金，金额为6800万卢布，约合100多万美金。
去年12月11日，《纽约客》刊出“The Rise and Fall of Russia’s Most Acclaimed Theatre Director”一文，披露了该事件的前因后果。微博上有网友“路尘_把名字改短”的译文。
原文和译文都有一万字左右，人名绕口，叙事繁密，读起来并不轻松；归纳起来，原文主要看点如下：
一、官方指控Kirill Serebrennikov通过套取国家资金进行贪污。被告确有非法提现行为；因为使用政府资金手续繁复，一般要在购买商品和劳务的行为完成后定期结算，这对连续、庞杂、不时需要采买和临时服务的戏剧（节）而言十分不便，例如，按操作惯例，修理工、道具供应商和灯光师都会要求即时结清劳务费和材料费。一方面，被告可能通过非法手段做了“合法”的事，另一方面，目前尚未完全排除被告中饱私囊的可能性。
二、普京治下，文化人因贪污或挪用政府资金获罪并非孤例。问题是俄罗斯的文化产业似乎离不开政府资助，根据文章披露的数据，全国600多家主要剧院都是国有的，其70%的开支预算来自国家拨款，不存在自筹或捐赠。这是一个结构问题，除非放弃，否则，艺术家必不可少要与政府合作。由此不难看出，俄罗斯的文化生活仍由国家在管控。
三、既然文化生活由国家主导，主管意识形态的首脑手里有大把银子，受其青睐者无疑会“飞黄腾达”。虽然Serebrennikov始终以前卫、率性和反叛的面目出现，但他和权贵的关系，与他的前辈比如说先锋派导演梅耶霍尔德与托洛茨基、著名作家伊萨克·巴别尔和尼古拉·叶若夫（斯大林时期内务部秘密警察头目）的关系有相似之处，这二位红极一时的文化人物均在大清洗时被枪决。
四、Serebrennikov的“贵人”是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Vladislav Surkov），他曾是普京的高级顾问，绰号“灰色主教”，主管意识形态。苏尔科夫也是文化人（作家），喜欢附庸文雅，定期去萨尔茨堡听歌剧。在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执政期，苏尔科夫主导了一系列文化艺术项目，包括资助Serebrennikov办艺术节等。2006年2月22日，他在一次集会上提出“主权民主”（sovereign democracy）概念。人们普遍认为，苏尔科夫的活动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普京的“独裁者”形象。
五、Serebrennikov是小地方人，母亲是教师，父亲是泌尿科医生，都是老派知识分子。他学到是物理，但在戏剧方面有过人的天赋。他在为人处世方面并不拘泥，很活泛，来到莫斯科后，他与各种“老板”相处甚欢，友圈不乏政要、寡头和名媛。曾有记者问他为什么要与苏尔科夫合作，他答道：为什么不呢？有剧院同行曾友善地提醒他：别和权力走得太近。体系内有支持你的人，但也有反对这些人的人，一旦双方撕破脸皮，毁掉的是你。“This was not a moral demand, but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algorithms of history.” 他对朋友的劝告不以为然，说，别担心，我和他们没那么亲密无间。
六、危机出现在2011-2012年。普京二度谋求总统任期时，莫斯科出现大规模游行示威，反对者多为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他们是Serebrennikov的拥趸，也是苏尔科夫自以为可以善加利用的力量。既然如此，普京走向反面，他炒了苏尔科夫的鱿鱼，掉头寻求新的“信众”，即来自国内保守的、对西方价值观心怀怨愆的、反城市精英的以及推崇东正教的群体的支持。普京任命Vladimir Medinsky为新的文化部长，此君是一个空想民族主义者，据说存在学术欺诈行为，有人发现他的一篇论文错误累累。上任后，他将保守主义定位俄罗斯文化及意识形态的方向并开始清算苏尔科夫的“余毒”。2012年8月17日，朋克乐队“造反猫咪”（Pussy Riot）成员因为反对普京受审即为俄罗斯社会逆转的强烈信号。
七、在诸多观察家看来，Serebrennikov面临刑事审判说明俄罗斯政治生活转向幽暗，会变得愈发缺乏弹性、过分嚣张和不可预测，旧爱新宠，动则得咎。这个事件释放了一个信号，即：在不时显露其全面倒退和反启蒙倾向的同时，俄罗斯的执政理念正在走向孤立和保守主义。有人上书普京为Serebrennikov求情，据说普京确实收到了求情信，还咕噜了一句：这些傻子。不知普京嘴里的傻子是办案的官员还是被抓的文化人亦或他们的同情者。普京也许不再无所不能，对办案人员和秘密警察的控制力有所下降。
八、有前文化官员对文章作者表示，有一句拉丁格言说：What is allowed to Jupiter is not allowed to the bull. 一旦公牛以为能像宙斯一样，就会发生许多荒唐可笑的事；Serebrennikov高估了自己，以为不会动他。去年八月，他对预审法官说：对我的指控是荒谬的；我一直认为我们所作的文化项目光明正大、充满力量，有益于这个国家，有益于祖国。他向法官求情，说，我是一个诚实的人，请允许我继续工作。法官拒绝了他的保释请求。直到那一刻他还以为有人愿意和他交流，其实那些人早就疏远他了。
九、关于与政府和官员合作，Serebrennikov曾在采访中说过：“你得去说，告诉他们：我知道你们都在撒谎，唯利是图，但依据法律你们必须支持文化艺术，就这么回事，请履行你们的职责。为了剧院的生存，我这么做并不羞耻。” 在他被捕后，移居波兰的俄罗斯导演伊万·维勒帕耶夫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奉劝同行不要和政府合作，说那种以为和政府合作会改变国家、有益社会的想法是自欺欺人。他还说，自以为聪明，做两面人，是导致Serebrennikov身陷囹圄的原因。当然了，他对文章作者表示，不与政府合作是我个人的决定，我并不提倡所有人都这么做，这对有的同侪不公平，我有机会离开，他们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