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时间：2017年四月底
相关人物：阿雷，罗丹
故事地点：四川成都
一
大学同学阿雷，提出希望我去他葬礼脱口秀，我说：“你这个段子很不错。”随即意识到他不是在开玩笑，我心情忽然变得沉重了。
那是2017年四月底，我准备给成都大悦城一个书店活动做串场主持，发了朋友圈。阿雷看到后，发信息过来说他回国了，要去参加这个活动。
时年二十六岁的阿雷，在洛杉矶一个离好莱坞很近的地方学制片。这不是正常的回国时间，没有任何假期。
那天阿雷坐在观众席左后方，穿一件宽松的白色短袖，戴着棒球帽，跟大学时候一样的嘻哈打扮。
演出效果很一般，活动主题毕竟是建筑，来的观众也不知道脱口秀是个啥，反应冷淡。
下台，我对阿雷说：“抱歉啊，让你花80块钱来听个这么冷的脱口秀。”
“我没花钱啊，快开始的时候现场还没坐满，工作人员为了场面好看直接把我放进来了。”
我们去到书店咖啡角坐下，阿雷摘了帽子，露出一颗锃光瓦亮的头，功率来讲估计有六百来瓦。他以前就比较有个性，剃过光头，所以我当时没有很在意。
这天我们聊了会儿电影，他突然一脸神秘地说：“嗳，给你说，我最近挣了人生第一桶金。”
我心里隐隐有一丝忧虑，想起周边那么多年轻人一飞冲天的创业故事，担心阿雷也已迎来人生巅峰，拉开跟我的差距。
果然，阿雷说：“我挣了130万。”
我摇着头说：“现在银行的安保也做得太差了。
阿雷往椅背一靠，说：“不是抢来的，是一笔保险。”
“啥？”我问他。
“给你看个东西。”阿雷一脸坏笑，把右手袖口褪到肩膀处，露出腋下一截胶带，胶带上缠住一根粗大的管子。
“这什么玩意？”
“做化疗用的，这根管子一直插到心脏，现在拔出来……”阿雷平静地抬头一看，继续说，“血差不多能飙到天花板吧。”
“化疗？你这是没话聊了吧？”我脑子有点懵。
“少用谐音梗。”
“等一下，你这光头……”我恍然大悟。
“做化疗掉的啊。”
我再次看向他腋下的管子，确定它真的插进了皮肤。阿雷不是在讲段子，我心情不好了。
“喜欢听你讲笑话，请你来我葬礼讲怎么样？”
“噗”的一声，阿雷吸掉杯中冰块缝隙间的最后一滴水，像是在吸干自己的生命。他给自己判了死刑。
得知此事，我很悲伤。因为从未想过，这个与我年纪相当的年轻人，会突然罹患恶疾，走到死亡边缘。
二
我跟阿雷算得上好友，但细想却无太多共同回忆。
大学时候，阿雷就是一副永远无精打采的样子。他上课一直在睡觉，跟一般人将头埋在手臂里的姿势不一样，他只把脑袋放桌子上，下巴作为支点，两个手伸到桌下抱住肚子。很像囚车押送犯人的场景。
阿雷平时总是这副慵懒模样，但到了足球场上却异常凶猛。他是全学院唯一一个敢在沙地足球场上铲球的人，好几次飞铲完，他裤子裂成两半，露出血淋淋的大腿。学校医务室的酒精，有一半都用在了他的腿上。
大一下学期年级足球赛半决赛，是阿雷拼得最凶猛的一次。那天中午在大太阳下，我们输掉了比赛。他躺在地上，呼吸急促，面容煞白。
几个队友都被吓到了，有人开始跃跃欲试，表示想要进行心肺复苏，但回忆动作时，对人工呼吸究竟需不需要伸舌头产生了质疑。还好没过两分钟，阿雷自己坐直身子，努力调整呼吸，说没事，带着怨气。他站起身，拿着衣服径直走开，重重撞了我一下。
后来三四名决赛的时候，阿雷没让我上场，他不是队长，但有比较大的话语权。听说是怪我，没防住半决赛对手反超比分的进球。
其实我尽力了。得知不让上场时，我少年意气地骂了一句：“让他去死吧。”
回到得知阿雷得病的那一刻，我想收回这几个字。
阿雷的病叫做非霍奇金淋巴瘤，是一种常见恶性肿瘤。
不知他在美国上了个什么贵族险，险金换成人民币有130多万元钱。见到这么多横财却不显喜庆的情况，真难得。
2016年底，某一次他在家看电视，无意间摸到脖子下有东西，去学校医院拍片，发现那里像长了串葡萄。那是大大小小的肿瘤。他办理休学，回到北京他父亲家，开始接受化疗。
因为药物浓度高，从静脉过的话刺激性很大，这个过程不仅痛苦，还导致他虚弱得连碗筷都拿不起。听他说，医生给他心脏插管的目的是跳过这一步，使药物直接跟心脏血液混合，降低刺激性。
化疗后两周，阿雷开始掉头发，索性剃了光头。电影《滚蛋吧！肿瘤君》有个情节，女主化疗头发掉光后，闺蜜团为鼓励她都剃了光头。作为阿雷最好的朋友之一，我选择假装没看过这个电影。
我没有为他剃头，但是可以去他葬礼说一场脱口秀。死亡太可怕了，跟死亡同样可怕的是无趣，所以用有趣来对抗死亡，或许是正解。
于是，我不断回想自己身边的几次“死亡”，了解阿雷的身世，寻找写脱口秀稿子的素材。
开篇，我写道：“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送别一位共同的好友。阿雷去到了另一个世界，那边托运行李得等上相当长的时间。我们终其一生都在为这个旅程做准备，既然都会到达，他又何苦心急出发。”
三
身边第一次有熟人过世，是在我大一暑假那年。逝者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阿姨，她得了子宫癌。
妈妈在家哭了好几场，我还不够悲伤，体会不到，即将永远失去一个人是怎样的心情。直到参加阿姨的葬礼，在灵堂看到她的巨大黑白照片，以及灵棺里安详的遗体，过往音容笑貌突然闪现，我突然就控制不住地哭了出来。
陆续前去吊唁的人，不少都跟我一样，起初看着很平静，看到遗像那一刻，才崩溃、大哭。我突然意识到，死亡是需要仪式的，要有这样一个场合，你可以痛哭流涕，并让一切情感流露显得自发。
回到家，妈妈盯着手机屏幕坐了好久，我问她在看什么。“你阿姨的电话号码，我这会儿删了。”沉默半晌，她继续说，“这下感觉她是彻底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工作后，我们部门有位新疆女老师，卷头发，比较矮壮。她曾经和我聊起，她之前处理的一桩少女自杀事件。
一名女学生在公共洗衣房上吊自杀，死状可怖。当时新疆女老师还在当辅导员，她从晾衣杆上将女生尸体抱下来。
“围观的学生不是哭，是尖叫。”她淡然地说。
“你不害怕吗？” 我问。
“我脑子一片空白，尽量什么都不去想。”她回答。
再后来是我外婆去世。她是世上除父母外，我最亲近的人。她的离开，使我变得不能理解一些事情。
比如，整理她房间的时候，从床垫下翻出大量票据、信件，还有她从不离手的佛珠、经文。外婆喜欢唱歌，去世前几个月她喉咙里装了支架，不能再唱歌，可她歌声一直留在我童年记忆里。
房里最重要的人不在了，这些物件为何还可以安然无恙？它们为何如此事不关己？因为它们没有生命。而生命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它会消失。
回忆完这三次死亡，我继续写道：
“所谓死去，大概就是被所有人删除掉联系方式。阿雷，你放心，我不会删掉你的联系方式。因为我根本就没存。”
“让大脑保持空白，这或许是另一种可行的对待死亡的态度。所以阿雷，我给你写的稿子有好多页都空着，不是对你没有话说。我只是，在表态。”
“人间不厚道啊，你要离开了，它还会要求留下一些你最珍视的东西。我外婆留下了她的歌声，阿雷则留下了他本就不多的头发。”
“自我来到这个世界，它就是有外婆存在的。外婆不在，我忽然理解不好跟世界的关系了。现在，阿雷，你让我跟世界的关系更加恶化。”
四
那次在书店见到阿雷时，他已经接受化疗两个月。之后我们在春熙路吃了一次饭，在场的还有他女友跟另一个同学。
阿雷女友，眼距很开、牙床很厚。我第一次见她，感觉她双眼之间能塞进一个台湾海峡，阿雷如此喜欢她，应该是看中了她两眼之间的乡愁。
吃饭时，阿雷说：“我刚开始做化疗的时候，有那么几天，连碗都端不起。”
“有没有可能，因为你家的饭碗，是铁饭碗？”我问。
同学碰一下我，叫我不要乱开玩笑。阿雷却哈哈笑着说：“这条可以写进稿子里。”
看样子女友把阿雷照顾得很好。她像在敬老院做义工似的，给他夹菜，叮嘱他：哪些要多吃，哪些不能吃；哪些朋友可以交，哪些不能交。说完还很内涵地看了看我。
我开始怀疑，阿雷是不是给她说的“我只是得了扁桃体发炎”。不然，现代人真的还有这种至死不离的精神吗？
再见到他们俩是在北京，那时我出差，顺道去看他。阿雷强势的母亲，不赞成他跟女友交往，所以他们没能住一起，女友借住在一个同学家。
这次在北京，我见到了阿雷的爸爸。他是电影摄影师，听说以前还拍过一些很有名的贺岁片。见他时我带了自己写的剧本，看他能否给些提携、指点。
有意思的是，在查看那些片子资料时，我注意到摄影师根本不姓雷。我心想，阿雷这小子吹牛了。转眼再一看那摄影师的照片，长得跟阿雷简直一模一样，这种对上号的感觉很奇妙。我才想起，阿雷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离婚，他可能跟了妈妈的姓。
阿雷爸爸的房子很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家里有矿”。吃完饭在客厅小坐，我翻看桌子上的一本书，作者是以前很红的钱姓大学者，扉页上面有“赠XX兄”。
“听说你想当编剧？”他问我。
“想试试。”
“这行辛苦。搞电影作息完全是乱的，可能阿雷以后只能找个朝九晚五的工作了。”他说话慢条斯理，有种艺术家似的对一切不在意神情。
许久，他又问：“你们这个年纪，身边有人得癌症，一定觉得很奇怪吧？”话中带着一种惋惜的语气。
“叔叔高估现在年轻人的身体了。”我停了一下，问，“阿雷会好的吧？”
“也是遭了好大的罪。你们以后可得好好注意，他可能就是夜熬多了，身体抵抗力不行。”
“是，是，以后新闻联播结束了我就睡。”
晚些时候，我听到开门声，进来一个年轻女人，颇有姿色。跟他简单打过招呼后，去厨房打开冰箱，拿杯子倒水。像是房子的女主人。我似乎找到了，他过分衰老的原因。
那晚，我在稿子里加上几句：“虽然你童年没有跟父亲生活在一起，但看得出来，他还是随时关心着你。你年纪轻轻就死掉非常不讲道理，不能因为父母没有征求意见把你带来这个世界，你就可以不征求他们意见擅自离开。”
五
今年春节前，几个大学好友约在宽窄巷子一个酒吧喝酒，阿雷也来了。
阿雷的妈妈对他管制很严，以前每次朋友聚会，他都赶在晚上九点左右回家。这天晚上，快十一点了，阿雷还没有要回去的意思。我猜想他拿到130万险金，第一件事就是让他妈解除门禁。
这时阿雷化疗结束快半年了，恢复得不错，似乎葬礼脱口秀没什么必要了。我们把他保护得很好，没有让他喝酒，有个烟鬼朋友甚至连烟都没有抽。
酒至酣处，烟鬼朋友开始追忆他跟前女友的点滴。前女友是在他考研复习的关键点甩的他，他本来是绝对考不上的，没想到他为了向前女友证明自己，最终化羞愤为动力，竟然考上了。
“分手了还让我搭上三年青春去读研啊。”烟鬼朋友哭诉道。
我受不了朋友因为感情而哭闹，这很容易让我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们的痛苦之上。
哪知道，烟鬼朋友哭诉起来之后，阿雷也开始哭。他是我们中最桀骜不驯的人，上课怼老师，下课怼女同学，讲起什么都是满不在乎的样子。这会，当着几个糙汉子的面，他竟然哭了起来。
他哭得伤心，不是因为自己得病，险些死去，而是雷妈要他跟女友分手。治病期间，女友对他不离不弃，现在身体好转，正是二人共同规划未来的时候，却要受到至亲阻挠。
雷妈一直觉得他女友家庭条件不够好，但当时儿子治病要考虑他情绪，所以并没有强制二人分手。
阿雷提到雷妈的时候，依旧用满不在乎的口吻，无法确定那是他最愤怒还是最无奈的状态。
“她真的是个神经病。”他这样形容雷妈，“有一次在回成都的高速上，我为女友的事跟她吵。我气得不行，说了句，‘我要球你管啊’。你们猜我妈怎么了？”
“揭穿你并非亲生的身世？”我问。
“她踩了急刹！120码的速度，踩急刹！”阿雷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我脑袋都快撞玻璃上，如果没有安全带，人肯定都射出去了。万幸的是当时后面没有车，不然不知道追尾成啥样。”
“轮胎摩擦地面，是不是发出很大的skr声？”话刚出口，旁边的朋友就拍拍我，叫我闭嘴。
这时将近夜间十二点，酒吧音乐由喧嚣转向轻柔。驻唱女歌手神色温柔，给人一种爱音乐、爱生活的感觉，我们这桌客人显得格格不入。
阿雷靠着椅背，继续说：“化疗结束开始无比惜命，严格遵循生活规律。但是半年不到，好像又恢复到以前的习性。其实，我又开始抽烟了。”
我们默默收起桌上的烟盒。
“我确定了，人，是不会改变的。”阿雷语气缓慢地说。
朋友安慰他：“会变啊，你身体就变好了啊。”
治疗期间，阿雷承受那么大的痛苦，没表现出绝望，甚至能够坦然面对死亡，让我去他葬礼上讲脱口秀，多么豁达。现在病情好转，却因为现实问题，显得极其脆弱。
这很黑色，但一点也不幽默。没准唯一比死亡可怕的，就是生存。
我终究没有完成那篇葬礼脱口秀的稿子。阿雷没有生命危险了，现在跟雷妈介绍的女孩一起，过得幸福。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挺好，人要是身体健康，总能适应这个世界。
作者罗丹，大学教师
编辑 | 崔玉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