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推崇无为而治，韩非子则要援引法度，明辨是非，太史公为二人同时立传，是为二人思想之源，皆为道德，然道德者，又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述的清，老庄之学，玄妙异常，这期间的微妙学问，不明觉厉，交给生活来解决，在天时四季中感悟道法自然，体会便可自知。
总觉得司马迁对韩非子有着不一样的情感，大概是惺惺相惜，司马迁不仅知道韩非子的难处与不易，而且正在生活中实实在在体会，他因游说不成而获罪，所以《说难》的道理，对他一击即中。
初读《说难》，看韩非子分析游说于人的各种难处，反过来想想便是与人说话的各种技巧，可谓语言的艺术，知晓韩非子所说，表明游说要因人而异，投其所好， 追求名望高尚的，你就不可以用重利去说服他，而追求利益的你就别和他在提名望的事儿。 尤其是与权贵者对话。不可以直言高论来追查他的错误。 甚至在不相熟的时候话也不要太过真诚。读到这里觉得韩非一生太过不易，太过小心。如此揣摩上位者的心思，是在给自己留后路。明君必定广开言路，可以直言进谏而韩非所遇，皆非正主。再往下读才知晓韩非的精妙。大忠无所拂悟，辞言无所击排，乃后申其辩知焉。 游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你要一步一步的走进君主。当至诚之心不被为违逆，至忠之言不被反驳，然后就可以施展你的口才和智慧了。可谓顺而治之，才为深谋。
而接下来智子疑邻是说不能交浅言深。郑公嫁女则有些子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 当然站在游说的角度。还是要体察上意，切记直言不讳。当然。劝谏的人不仅要善于辞令，还要善于观察，要知道君主对自己的态度。人都有逆鳞，就算是交情再好也不应当触碰。这又何尝不是今世生而为人的道理。
自古以来，君心最为难懂。就算是魏征与李世民，千古明君与贤臣的组合。魏征在世时直言进谏，太宗可以生出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感慨。然而死后就砸了人家的墓碑。都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然而逆耳之言必生反叛心理，贤德如唐太宗也没有逃过这个定理，所以韩非所著，深明大义。 与人交流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非曲直，固然明白，可是道理要怎样讲出来便是语言的艺术。忠言不一定逆耳，良药也未必就苦口。坚守内心，曲线救国，又有何妨？
太师公为韩非子感到悲痛，明白了说难的道理却仍然困顿于其中，那还不如不知道这个道理。然而人治社会定要以仁德为上。辞令再过华美，再过有技巧不过是为了自己的思想服务。韩菲所思， 法令当先，实在超前，必不得重用。也只能感叹一声，韩非子生不逢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