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是表兄妹，他们在一九七五年的时候结婚了。在那个红卫兵亢奋地游行在大街小巷的时代，我的父亲据说是地主的后代，天天被拉去游街，批斗，年轻的父亲被折腾得筋疲力尽，死气沉沉。他为自己的出身感到羞愧、懊恼，可是出身不是他的选择的，他也改变不了现状。三十岁的汉子，变得认命，像个小丑般被人呼来唤去、耻笑、辱骂，自尊心像烂白菜叶子，被人捂着鼻子用脚踩。
三十岁的父亲，没人愿意嫁给他这个地主的余孽，爷爷跟他姐姐一合计，便将他的表妹嫁给了他，他的表妹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与父亲从小一起长大，孩童时代的情分足以让母亲与父亲的婚姻顺理成章。母亲十分能干，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不知疲倦地挣着工分，第二年就生下了我的哥哥，过了三年又生下了我。
我出生的那年，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我们家分到了属于自己的田地，父亲和母亲干劲十足，我和哥哥终于过上了吃饱穿暖的日子，一切慢慢变得好了起来。
一转眼，我和哥哥都上了小学，小时候我们是没有幼儿园上的。哥哥和我的读书成绩总是名列前矛，出类拔萃。尤其是哥哥，长得眉清目秀，丰神俊朗，活脱脱一个美少年。村子里的人总是在父母面前啧啧称赞。哥哥和我一直都是别人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直到那一天。
我和哥哥放学回到家，听到我家后院人声嘈杂，听到母亲尖利的声音和后屋余婶在对骂，我心里一紧，赶紧和哥哥跑出去看，原来是余婶的扩大菜园子，将我家后门经常走的一条土路挖窄了，母亲与她论理，她们一言不合，对骂了起来。
左邻右舍的人们将他俩围了起来，劝架也不是真心劝架，嘻笑着指手划脚，嘴里说着“算了！算了！”，可没人动动手指将她俩拉开。
母亲与余婶的对骂声一阵高过一阵，母亲是个暴脾气，气得将手里挖草回来还未及放下的耙子扔了过去，余婶也不甘示弱，竟将手里拿的铁锹一挥，不偏不倚正打在了母亲的额头，倾刻间，血流如注。
热闹的看客顿觉事态严重了，余婶吓得张大了嘴巴，吓得真啰嗦，隔壁屋的东叔和东婶赶紧找来了毛巾将伤口堵上，东叔背起母亲去了镇上的卫生院。我吓得悟住了眼睛躲在哥哥怀里，我感觉到哥哥浑身筛糠似的发抖，牙齿抖得咯咯响。
我们不知道是怎样挪进屋子里的，母亲被送去了医院。刚才明明是震耳欲聋的吵闹声，现在静得听到自己剧烈的心跳声；刚才明明是白天，现在却伸手不见五指。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恐惧的夜晚，从来没有！
我忽然想起了父亲，刚才好像没有看见他，如果有父亲在，凡事息事宁人的他，绝不会让母亲去吵架的，现在她生死未卜，母亲会死吗？父亲怎么还不回来？一轮又一轮的恐惧和饥饿将我席卷。困意也一阵阵向我袭来，我趴在床边睡着了。
隐隐约约中，有一丝光亮，我听到了哥哥说话的声音。原来是父亲回来了。当时父亲正在地里劳作，村里人跑去告诉他母亲受伤了，父亲丢下工具赶去卫生院，安顿好母亲已是凌晨，他又赶紧回来看我们兄妹俩。
我象一个在地狱里呆久了的困兽，终于得到解救。我的胃翻腾了这么久，当父亲将面条端到我面前时，我的嘴巴突然不知道怎么张开。哥哥和我一样，面对突如其来的光亮和食物十分地不适应，他挺直着腰杆，怔怔地望着前方，眼睛里满是惊吓过度的恐惧，嘴里却在喃喃自语：红色的血，滴了好多……。
他说了好多好多的话，我听不懂他说的什么，他说了很久很久的话，怔怔地，恐惧的眼珠象要掉出来。父亲想跟他对话，可他却总是自说自话。父亲心疼地抱紧他，他却僵硬着身子，仿佛用不着父亲温暖。一直喃喃自语，直到父亲牵着他的手，将他安顿在床上睡下。
第二天，每天习惯了哥哥叫我起床的，可是他还赖在床上。我去叫哥哥，他根本没有睡着，可他也不起来，好像没有起床的打算。
“哥哥，上学了！”
哥哥瞟了我一眼，默默地起床穿衣，刷牙，洗脸，背起书包就走，连我的手都忘记牵了。
我跑前两步牵了他的手，他木木地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没有了怜爱和疼惜。他又开始了自说自话，语调时而沉痛，时而平静，又时而暴风骤雨般。
哥哥的变化让我害怕。
那天放学，哥哥的班主任直接将哥哥送回了家，父亲也刚从医院里回来。
“文轩怎么啦？”班主任担忧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父亲。
“可能是受惊吓了！”
“哦，慢慢帮他恢复过来，他可是我们班上数一数二的学生啊！”
“好！好！”父亲唯唯诺诺道。
“千万不能让他成绩落下了哈！”班主任又甚重其事地说着，拍拍哥哥的肩膀，走了。
“老师慢走！”
哥哥仍然一副神志游离在外的表情，嘴里又开始了自说自话。
父亲摸着哥哥的头，看着彻头彻尾变得不一样的儿子，憨厚隐忍的脸上现出重重的忧虑，他咬咬嘴唇，抱紧了儿子。
母亲的伤不算严重，她住了半个多月就出院了，只是她额头上的伤疤，象个丑陋的独角，醒目又刺眼。母亲天不怕地不怕，性格火爆，她生性好强，从不隐忍，也绝不认输。
父亲接母亲出院时，就向她说了哥哥的情况。果然，母亲一回家，学校的老师象发现了重大不利军情的侦查员，向母亲汇报哥哥的情况。母亲将信将疑，她不相信她聪明乖巧的儿子会变成那样。
母亲回到了家，张开双臂，想抱住她的两个孩子，我飞快地跑向她的怀抱，哥哥陌生的眼神上下打量着母亲，说:“红色的血，流了好多……”。转身走向了别处。
“我的文轩，你怎么啦？”母亲的声音带着哭腔，她上前一步，把哥哥紧紧地抱在怀里，哥哥的身子仍旧僵硬。
这学期上到一半，学校就劝哥哥退学了，他们说哥哥像个异类，讲的课什么都听不进，一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出不来，让父母亲带他去看看医生。
父亲母亲带着哥哥到处求医问药，可哥哥仍然像个睡着不醒的人。
一时间，村子里流言四起，说什么姑舅老表结婚，孩子肯定会有问题。我不懂，将这些话捡回去讲给母亲听。母亲说，别听人家瞎讲，你哥哥会好的。
父母亲带着哥哥从镇卫生院，到县，到省城各LI精神病院去治疗，他总是住一段时间，回家，复发了又去。他们从医院里带回了药，每天准时喂给哥哥吃，从不间断，因为只要间断一天，他就躁狂不已，不是发脾气，就是摔东西，再就是激昂地发表他的演讲。
吃过药的哥哥每天吃了睡，睡了吃，药物控制了他的思维，他眼神呆滞，身体肥胖，彻底的失去了精、气、神。变成了一个会自己移动的木偶。
十几年过去了，我大学毕业，趁着学校里还没通知毕业生离校，我天天顶着七月里毒辣的太阳，奔走在招聘会和各个公司里面试。
我没有打算回家，苍老的父母，日复一日地照顾着对人世间已经没有了感觉的哥哥。我回去给予不了他们什么。我要尽快找到工作，赚钱给父母，这是我唯一必须马上要做的事情。
在搬离校的前两天，我终于找到工作了——一家塑料公司的文员，那里包吃包住，虽然住的是四人间，但住惯了集体宿舍的我，这算不了什么。从此，这偌大的省城，终于有了我的立锥之地，我能靠自己的力量养活自己，还能改善父母的生活。
公司通知我周一上班，周日我收拾了宿舍所有的物件，装了三袋子，搭了两次公交，搬进了公司宿舍。
我将被子铺在了我的上铺，宿舍里的三个女孩都出去玩了，难得的周末时光，闲在家里就是浪费光阴。上班了的女孩子果然不一样，她们不再操心生活费会不会青黄不接、不会在考研或上班工作之间做两难选择、甚至不用担心异地恋要不要费劲地去维持。她们青春逼人，不会觉得恋爱是件累人的事情。
到了晚上，三个女孩子陆陆续续回来了，我依次跟她们打招呼，告诉她们我是新来的，请她们多多关照。她们对我也没表现出多大的热情，挤出笑脸，算作对我的回应，然后各忙各的。我想起刚进大学的时光，全国各地的同学聚在宿舍里，但我们一天就熟络了，彼此之间热情又真诚。难道这就是社会与学校的区别？
第一天上班，我被安排在行政人事部，我发现人事部另一个女孩就是我的下铺，我朝她微笑点头，她露出了和昨天一样的笑容。从接触的文件中，我知道她叫陈丽娜，已经在这工作了三年了，之前人事部的工作都是她一个人做，但现在公司规模扩大，陈丽娜有点应付不过来，所以招了我进来分担一部分她的工作。她负责人事，我负责员工考勤及其它工作。
工作简单但较杂，什么记录每个员工的考勤打卡，旷工，误工以及工衣发放等等，不过还好，我应付得过来。
我们的吴经理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她剪着干练的短发，穿着优雅的套装，说话干脆利落，走路带风。她什么问题都找陈丽娜，就算是我职责范围的事情，她也找陈丽娜了解情况，我是新人，她却拿我当空气。陈丽娜对于经理是有求必应，随叫随到，笑脸相迎。问到我的工作内容，她也对答如流。而我，像个可有可无的人。可能别人都是这样对待新来的。
下午下班了，我去打饭，顺便也帮陈丽娜把饭打了，我十分讨好地坐在她的旁边，恭维着她的衣服好看，手机买得有个性。陈丽娜经过我这番地讨好，说话终于不再那么生硬，也愿意跟我多说两句话了。
她告诉我，宿舍里另外两女孩都是业务部的文员，一个肖倩，一个胡月华，她们都来公司差不多一年了。她们两个来自不同的地方，每天下班了一起从公司出来，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回宿舍，有时候还一起去逛街。曾经我很羡慕她们的情谊，独自在异乡，没有爱情，没有亲情，友情也是一份温暖，也可以帮忙驱赶喧嚣散尽后的孤独。
那天下班，我照例帮陈丽娜打好了饭菜，坐下来等她吃饭。食堂里的白菜，叶子很黄，汤可以照得进人影，米饭硬得咯喉咙。食堂里的师傅每天把采购单子交给我，我要和师傅核对数量和质量，然后签上我的名字，再把单子交给吴经理，这是我工作内容的一部分。
有一次我照例去核对单子，说了一句：“这土豆有点长芽了。”食堂师傅斜睨了我一眼，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告诉我：“这是吴经理指定的供应商。”我突然想起，吴经理从来不在食堂吃饭的。
现在的陈丽娜己经不需要去柜子里拿碗筷了，她知道我早已经在这等她了，这一切仿佛顺理成章，以后可能会天经地义。她坐下来说了声谢谢。我们吃完饭，陈丽娜说:“小文，我们去逛街吧！”
“好呀！”说实话，来这上班，我还没有领过一次工资，口袋里的钱还是在校时勤工俭学时赚的，现在也所剩无几了。不过我还是爽快地答应了她。或许，陈丽娜被肖倩和胡月华孤立了太久，而我，进了公司，必须得表明阵营，我以后才知道有“阵营”此种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