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佛光返照
二、走向“主旋律”
到了近代，中国社会迎来了 “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科学science），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动荡冲击，“主旋律”便逐渐变成了对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追求。
佛教之前的“两把刷子”， “心”与“相”的高妙哲学体系和对往生净土的崇拜，无论是在追求科学和改革的知识分子眼里，还是在渴望翻身解放的普通民众眼里，吸引力都已经大打折扣。面对这样的局面，佛教该何去何从？
民国时的太虚大师给出的答案是，改革自身，适应“主旋律”。
太虚（公元1890～1947年），俗姓吕，名沛林，出生于浙江海宁。太虚的法名其实叫唯心，太虚是他的字，只是后者更广为流传，所以后人就以“太虚大师”称之。
太虚出生在清末一个普通的工匠家庭，由于父母早逝，他年纪很小就成了孤儿。这个乱世里的“苦命孩子”是在外祖母的照料下长大的，由于一直体弱多病，信奉佛教的外祖母经常带着他去寺庙里进香祈福，让他从小对佛教就有了好感。
十六岁时，太虚在苏州小九华寺的士达法师门下出了家，有了“唯心”这个有些哲学意味的法名。不久，年轻的唯心被师傅带到了宁波，见到了师祖奘年和尚，奘年为他取了个表字“太虚”。
“太虚”在道学里是指“道”的一种境界，听来很有“玄妙”意味，但我们这里说的太虚和尚却没有向“玄妙”的方向发展，而是毕生致力于佛教的务实革新、重兴于世的事业，因此他的弟子、当代名僧印顺法师在《太虚大师年谱》中称赞他是“古之龙树、马鸣，今之道安、玄奘也！”
太虚早年就很好学，他不仅《法华经》、《楞严经》、《指月录》等佛学、禅学著作，也接触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引领的“新思想”，对西学、对思想革新的概念都有了心理基础。后来有一段时间太虚还与许多革命人士交往甚密，经常活跃于当时的社会活动之中。
二十岁时，太虚随宁波天童寺的寄禅和尚参加了江苏省僧教育会，并来到南京，在著名的杨文会居士开设的“祇洹精舍”里继续学习佛教经典，又跟随与他在革命思想上志趣相投的苏曼殊学英文。
杨文会，字仁山，是近代重兴佛教事业上的泰斗，他教出了谭嗣同、桂柏华、章太炎、欧阳竟无等佛学大家，被誉为“现代中国佛教复兴之父”。而提到苏曼殊，不得不说他是近代名僧里的一朵“奇葩”，虽称“僧”，但是写出了许多“艳诗”，留下了许多风流事迹，在社会活动中相当积极，堪称“诗僧加情僧加革命僧”，就连南怀瑾大师也感叹他“实为民国以来僧史上的畸人”。
太虚悉心学了三年，随即又南下广州弘法，年纪轻轻就被推为白云山双溪寺住持。不久，民国成立，他又回到南京，组织成立了“中国佛教会”，这个组织第二年并入了以寄禅和尚为会长的规模巨大的“中华佛教总会”（联合了当时六十多座寺庙）。可以看出，年轻时的太虚在佛教界就已经有了相当强的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
寄禅和尚圆寂后，太虚在其追悼会上首次提出了他酝酿已久的“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佛教“三大革命”思想，主张革除以“神道”、“法事”设教的陋习，改侍奉鬼神为化导社会。然而，正如当年康、梁变法思想的提出，时势未到，革新的力量太弱，遭到守旧者的强烈反对。太虚看到这些，觉得是自己资历太浅，没有能力让大家投入到革新中来，于是辞却协会里的一切事物，来到普陀山的锡龄禅院闭关潜修佛学。
面对制度涣散、因循守旧的佛教，僧人该如何？依然只顾吃斋念经，或者蓄财图利吗？国难面前，有仁人志士呼吁革命；那么佛教界，亦当出高僧，以变求兴。太虚秉承了这种使命，成为了佛教界的革命者，是那个被动的年代里举起革新大旗的先驱。
闭关苦修了两年，太虚又开始了游学考察。他之身前往台湾、日本等地，学习了当地的佛教改革经验。回国后，他与一些文化泰斗联合创办佛教刊物，并组织建立佛学院，致力培育德学兼备的僧伽人才。民国十一年至十七年（1922年至1928年），太虚任湖南大沩山寺住持、闽南佛学院院长等职，并积极参与到了许多佛教相关协会的筹建，后来还作为中国佛学界的代表前往英、德、法、荷、比、美诸国宣讲佛学，俨然是一位“领导”的姿态。
在这段时间里，太虚大师写下了如《佛学在今后人世的意义》、《世界亚、欧、美佛教之鸟瞰》、《欧、美佛教概况》等文章，大大开阔了中国学佛者的眼界；同时，作为学院教师的太虚，开创并主讲了《佛学之宗旨与目的》、《学僧佛学纲要》等课程，看来大师又是一位文化学者的模样。
总之，这段革新之路走得是十分艰难，太虚既当领导来回考察应酬、搞基础建设，又当学者教书育人、传播革新知识，好似抚养孩子时是“既当爹又当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太虚大师又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吁全国佛教徒行动起来，投入抗日救国运动，并且远赴缅甸、印度、锡兰各地，宣传“和平止杀”，发动各地华侨、华人和佛教团体积极支援祖国抗战。这时的太虚又将爱国精神、人道主义精神在一个僧人的身上演绎了出来。
1947年，太虚在上海玉佛寺圆寂，走完了他忙碌而闪耀信念与精神光芒的一生。
值得一提的是，太虚不仅对近代佛教的教育和制度革新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提出了更能适应社会主旋律的“人间佛教”（或“人生佛教”）的概念。所谓“人间佛教”，就是让佛教与世俗社会紧密联系，用佛教理论来解决人生问题，可以说，是将佛教并入到了人生与社会的哲学范畴。对于佛教在现代社会的发展来说，“人间佛教”无疑是比较成功的，至今仍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点，也是许多著名佛教人士奔走传播的核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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