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观点总结
王尔在论文中探讨了东汉初年士人隐逸现象的盛行及其背后的意义。东汉王朝初立，出现了一批士人选择隐逸，这反映了皇权消长、政局波动、天命承接、个人崛起、风俗迁移等多重因素。士人因对东汉王朝的不信任、对光武帝政权合法性的怀疑以及对个人尊严的坚持而选择隐逸。光武帝采取“圣主不宾”的策略，容忍隐逸、鼓励守节，这不仅缓解了与士人的紧张关系，还推动了隐逸风气的蔓延，形成了“邦有道，亦可隐”的新观念。这一政策使得隐逸成为东汉重建正统的思想资源，并使得“隐”获得了独立存在的意义。论文还讨论了东汉士人对隐逸的正当化理解，以及这种观念如何影响了东汉社会的个体行为和观念。
关键观点总结
关键观点1: 东汉初年士人隐逸现象
东汉王朝初立，士人因对政权的不信任、对光武帝政权合法性的怀疑以及对个人尊严的坚持而选择隐逸。
关键观点2: 光武帝的“圣主不宾”策略
光武帝采取容忍隐逸、鼓励守节的策略，不仅缓解了与士人的紧张关系，还推动了隐逸风气的蔓延，形成了“邦有道，亦可隐”的新观念。
关键观点3: 隐逸的正当化理解
东汉士人将隐逸视为一种独立存在的意义，认为在“邦有道”时也可以隐逸，从而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和满足。
关键观点4: 隐逸对东汉社会的影响
隐逸成为东汉重建正统的思想资源，对东汉社会的个体行为和观念产生了影响，推动了东汉士人对个体价值的重新认识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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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史中心｜荐读 王尔《邦有道，亦可隐——东汉初年的隐逸风气与正统重建》（原载《史林》2024年第3期） 论文提要： 东汉初年，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大批士人隐逸，其背后蕴含皇权消长、政局波动、天命承接、个人崛起、风俗迁移的种种义涵。经历了两汉之际诸政权没有定数的竞夺，西汉士人带着谁是“猎者”的困惑，开始处理其与东汉王朝的关系。隐逸成为他们选择的一种方式。隐逸者多为西汉遗臣耆老，他们对年轻的刘秀集团并不信任，对后者建立新汉朝的合法性、对两汉承续关系多有怀疑，隐逸是他们宣示抵而不抗的一种姿态。选择出仕者与光武帝在政见上多有不合，又因谏诤而遭致排抑，唯有隐退方能保存尊严。面对众多士人的“不臣”，光武恩威并施，采取“圣主不宾”的策略，以容忍隐者、鼓励守节彰显自己“明王圣主”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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