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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40岁左右感知到自己内在的“自我”萌芽，在之前的时间里，称呼我为社会木偶傀儡并不过分，甚至贴切，我的大脑好像被人寄生了，可以说寄生者是我奶奶，我父母，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强制性的中国传统文化，不管我大脑怎么想，怎么殚精竭虑地思考解脱的办法，我都不能脱开从小扎根在我潜意识中的“必须”种子，即使在我独自一个人时，我也并不清净，许多强制性的声音和要求迫使我做自己不想做的事，说自己不想说的话，虽然在不自由中深受其苦，但我反抗的那部分太弱，根本无力挣脱。
我的改变有几个必然的前提因素，一个是我从小目睹了哥哥姐姐被精神阉割的过程，从小感受到如果不听那些大人的话、不迎合讨好那些喜怒无常的大人情绪就会被杀死的恐惧感，从很小还没有记事时，就学会了隐藏心中的真实自我，我被迫变成了最乖的孩子，一切行为甚至意识都按照外界标准设定，必要时不惜通过自残示忠心，让他们（我的抚养人，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误以为我已经被全面驯化，反而对我没有像对我哥哥姐姐那么残酷地全面阉割，给我心里留下了一个独立自我的火苗，这个火苗终于在多年后一点点萌发出来。而我的另外家人，甚至无法有这个机会。
第二个前提因素，是我选择的婚姻，虽然我一直说我对婚姻不满意，也从没有和丈夫产生过心动的爱情或可以深入交流地友情，但毋庸置疑，像石头一样活在自己世界中的丈夫，通过漠视不干涉放给了我很多独立做人的权力，他也承担起一个家庭存在的满足基本衣食住行的状态，他对我有很大的恩情。
如果我还活在我的原生家庭，天天面对指手画脚要求我必须服从的母亲，我就是反思到80岁，也无法建立独立自我。
第三个前提因素，是我选择了心理治疗这条路，虽然遇到的咨询师大多，emmm，存在各种问题，但通过有人能倾听我的话，并给予很多接纳，通过自己看心理书，了解心理状态，我确实得到不少滋养，并有了建构自己健康心理状态的预期（对我来说，就是通过壮大自我状态，弱化内在那些强制性的寄生性意识，免除很多生而为人被胁迫不自由的痛苦）。
此外，我个人多年的不放弃，以及有可谈心的几位好友，成为我重要的社会支持资源，都帮助了我改善自己。
因此这几年，我能模糊感到，自己的独立自我在缓慢增强，一个客观表现是，我可以对外写出一些想写的话，而没有以前每次写完给人看时，都会体会到灭顶之灾的恐惧感了。
前几天在和沁云聊时，我提到了李笑来提到的元认知能力的重要性，结合之前的认识，我发现如果用元认知理论来帮助中国很多缺乏个体化自我的人建立个体自我，可能会是个更简洁、有章可循的过程。
如果用元认知这个概念，就可以采用三脑理论，也即人的大脑分别有三种物理脑系统，包括网状脑系统（原始脑，又叫蜥蜴脑）、情绪脑系统（哺乳动物脑）和大脑皮层系统（视觉脑，人类脑），三脑作为人类进化不同阶段的产物，就像三台互联的生物电脑，各自拥有独立的智能、主体、时空感与记忆。元认知主要是由人类脑，也就是大脑皮层进行工作的。
元认知是一种针对认知的认知，是对自己思考过程的认知和理解。也就是说，人类具有历史性的两个动物脑部分，负责更本能的感受、反应和思考，而元认知是建立在前俩脑的基础上，对基于本能的感受、反应和思考，进行再思考、再理解，以及反省的功能。
如果用三脑理论和元认知理论去看中国人的“90%的群聚性自身+10%的个体化自我”，是不是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的前两种动物脑部分很强大，而负责独立个体思考和反省的人类脑部分比较弱？
如果可以建立这样的逻辑链接，那么调整元认知能力的过程，或有助于中国大多数人建立个体自我。
毕竟说到“个体自我”、“人格独立”这类心理状态，都似乎偏于个人的主观感受，很难界定它们的达成程度，也许只能通过心理量表可以体现一二，但如果说到元认知能力的训练，那么脑科学可以观测到大脑皮层的增长与否，是可以科学观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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