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炎平 |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科举官僚政治的贵族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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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士人杨汝士，元和四年（809）登进士第，又应制举博学宏词科及第，其后历任右补阙、职方郎中、中书舍人、工部侍郎、吏部侍郎等清要职务，位至尚书。其诸子亦皆登进士第，仕宦“皆至正卿”。到懿宗咸通年间（860—874），杨氏子孙在朝廷和方镇任要职者十余人，杨家成为奕世富贵的“昌族”。所居长安静恭里，“并列门戟”（《旧唐书·杨虞卿传附汝士》），俨然一派门阀气概。 前面说过，科举制终结了贵族政治，这是从科举制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的划阶段意义上立论的。可是，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由于皇帝世袭特权和皇室贵族、功臣贵族的存在，使得官僚们一般都羡慕并追求贵族特权。史载：李义府“既贵之后，又自言本出赵郡，始与诸李叙昭穆”（《旧唐书·李义府传》）。又“张燕公好求山东婚姻，……及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