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 | 制度经济学的得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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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制度经济学者与诺斯等老一辈学者相比，不太处理意识形态等问题，因为它们很难被量化。可问题在于，经济制度与文化、宗教、习俗等意识形态存在密切联系。 阿西莫格鲁等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强硬，坚持认为文化、意识形态与经济绩效之间并无直接关系。他们只研究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等正式制度，前者只可能在正式制度下发挥作用。很多学者对此无法接受。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约翰逊（Simon Johnson）与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理由是他们对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都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教授，罗宾逊是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的教授。三位学者各有所长，在制度经济学领域长期开展合作。学界一旦提到他们姓名首字母AJR，大家就大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