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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下午一条广播未免口快，用语轻浮，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争论。近日网上两篇讨论王希孟《千里江山图》文章非常博人眼球（曹星原《王之希孟：<千里江山图>的国宝之路》和李夏恩《揭秘千里江山图:你排队两小时，恐怕欣赏了假国宝》），里面说到《千里江山图》卷尾蔡京跋是后配倒也合理，因为这是过去古董商的惯用伎俩，已是书画鉴定中的常识，但就此演绎故事，大做文章，推出“王之希孟”云云，甚至否认这件作品的艺术价值，真是令人大跌眼镜，也暴露出一些常识性和知识性的错误，值得啰嗦几句。
早期中国画的定名和作者归属颇为复杂，除非画上有作者自己的题署（如郭熙《早春图》），或同时代人的题签和题跋，否则很多画名和作者归属实出自藏家之手（徽宗御府收藏的作品一般有其瘦金题签，如卫贤《高士图》，下注“梁伯鸾”，这类题名一般有来历，或题者据鉴藏经验所定，或依画作主题而拟，或凭口耳相传，或据前人包首题签，只是年久残失了），更有不少作品是进入博物馆之后为了方便登记、管理和展览才有了名字。李文中言之凿凿的“赵伯驹《江山秋色图》”其实也是一张佚名作品，后人目为赵画而已（见画后洪武八年题跋），而同文所谓江参的《千里江山图》也只是柯九思的定名罢了，此画本身既无图名也无作者款署。中国过去的鉴藏家有一种习气，就是喜欢给佚名画作找作者定画名，有时不免张冠李戴、削足适履，因为有名和无名涉及到画作的文化价值和市场价格。米芾在《画史》中曾嘲笑说：“世俗见马即命为曹（霸）韩（幹）韦（偃），见牛即命为韩滉、戴嵩，甚可笑。唐宋名手众，未易定。”唐宋时期并不流行署款，宋人署款也多在树石山头等隐蔽处（如范宽《溪山行旅图》款在树干上、李唐《万壑松风图》款在山峰上），像郭熙《早春图》有名有款有纪年的是异数，今天董源名下的几张作品都拜董其昌所赐。佚名并不妨碍画作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强为定名反而徒增聚讼，如《溪岸图》的是非。就《千里江山图》来说，这一乾隆时期才确定的画名与画作本身画意符合，“千里江山”自宋代以来已成为山水画的一类主题，这件传为王希孟的作品正是这一脉络中较早的一件。有些人揪着这些基础的问题异想天开，有意无意迎合猎奇心理，不论常识，真是可叹。进一步说，即使可以确认这件山水画是王希孟所为，我们对此画的认识也不会因此而更多，因为关于“王希孟”，今天又知道些什么？
《千里江山图》后拖尾有一段元人溥光的跋，拖尾高度与画幅一致，我倾向于跋是针对此画而作的。跋云“在古今丹青小景中自可独步千载”，其中“小景”二字引发了两位撰文者的怀疑，李文举元人丁野夫的团扇说：“所谓‘丹青小景’指的就是这么一幅或方或圆的小画。”基本是臆测之语，毫无根据。阮璞《画学丛证》（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中有《释“小景”》一文，举证颇详，他认为“小景”是北宋流行的一个绘画门类，始于惠崇，其后颇不乏人，因为古人未对这一门类作详细阐述，阮先生也未轻易下定义，只说这一门类的题材、意趣、格法等自有特点，可见前辈学者之严谨。就其所举文献来看，其题材一与竹相关，一与河湖水景有关，如惠崇“尤工小景，善为寒汀远渚，萧散虚旷之象”（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看取团团璧月，中吞万里长江”（吴则礼《北湖集·题惠崇小景扇》）、赵令穰多画“陂坂汀渚之景”（《宣和画谱》）、高焘“作小景，自成一家，清远静深，一洗工气。眠鸭浮雁，衰柳枯枿，最称珍绝”（邓椿《画继》）。北京故宫所藏北宋赵士雷《湘乡小景图卷》有宋徽宗题签，定名当无问题，所画也是汀坡浮雁之属。《千里江山图》中有大片的水景，溥光称为“丹青小景”并无不妥。而阮先生在文中已批评后人望文生义，“妄以小幅、小帧解之”，他指出《湘乡小景图卷》就纵43.2cm，横233.5cm，这一尺寸在今日传世宋画手卷中已属不小了（14年浙江大学“宋画会议”中李慧漱《郭熙与小景》一文也讨论了这一问题，手边无书，未及征引）。
李文说《千里江山图》是被陈丹青炒起来的，我不否认，但这只能说明陈的吹捧提高了这件作品在大众中的知名度而已，这件作品的艺术优劣、价值和意义为学界和诸多艺术爱好者所肯定不容置疑，各类出版之多也不需赘述，至于展出之少，我想主要还是担心青绿山水上的矿物颜料易于脱落的缘故，毕竟这样一件北宋巨制是罕见而珍贵的，近距离观摩原作时就可发现大量颜料自然脱落的情况，它往日的光辉一定更令人惊艳。李文最后试图通过比较它与其他宋代山水画的优劣来否定其艺术价值，不但毫无道理，更不值一提，且暴露出作者一来不懂欣赏中国画，二来不了解绘画史。我并不是《千里江山图》迷，也仅在上月观摩两次，但看到这样一张精彩而稀有的青绿巨作蒙尘，作为一个艺术爱好者实在有些不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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