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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日前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查阅朱家骅档案时,发现了若干封晚年陈独秀在四川江津时与朱家骅的往来信函,全是为在经济上接济陈独秀的事,朱的去信多,陈的回信只有一封,并牵涉到国民党内的另一位重要人物陈布雷。回来对这些信件进行整理后,发现与海内外陈独秀研究界关于这一问题的说法不尽一致,几种有代表性的论著,其说法都还是不够准确的。这几封信也反映了陈独秀最后两三年与国民党当局互动的一个真实侧面,故在此对之略加解读,以就教于关心这类问题的读者。如所周知,任建树、唐宝林先生合著的《陈独秀传》,是大陆学术界最有影响的陈独秀传记,在谈到陈独秀晚年对于各方面赠款的态度时写道:“国民党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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