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预览
作 者 簡 介 馮茜,重慶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歷史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北京大學文學學士、歷史學博士,研究興趣為中國古代禮學與禮制史。著有《唐宋之際禮學思想的轉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9月)。 内 容 摘 要 經典語境下的為後禮制與後世通行的養子立繼存在區別。濮議中的皇考說在學理上更貼合喪服經制,皇伯說則緊扣仁英養父子關係這一事實及其情理根據。養子與其本生親之間,是否計所後父重敘親屬關係,在宋時的禮法與習俗中存在不同實踐,濮議論爭起於對不同實踐依據的政治化。英宗以漢宣帝為政治偶像,“漢宣故事”是英宗理解其入繼大統的典範。皇考說在“法宣帝”的政治背景下提出,皇伯派則藉“仁宗之恩”來打破宣帝版本的即位敘事及其影響下的君臣秩序。英宗恩怨外露且極度缺乏安全感,致使他過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