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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我父亲派到上海南汇搞 “四清”，一去就是一年；文革时期，频繁地去上海郊区农村“三夏”、“三秋”，后又到安徽凤阳的五七干校, 在开水间做了几年舀水师傅；文革之后出差多起来，有的时候一出就是几个月甚或一年，包括1979、1981年两年的全国高考英文卷命题。
父亲在外地的时候，每月的工资，由同事带到我家，叔叔来了，一坐就是一个小时，我妈其他事忙碌，但也只好笑脸陪着，我们小孩则负责倒水上茶。有时，我骑车去父亲同事家取，寒暄一句半句，叔叔就将钞票一五一十地数给我。钞票到家，母亲立刻分入各个小纸环中，粮食、油盐、水电、煤气、房租、杂用，还要寄往外地的老人... 每个月等米下锅，是那年头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境况。
1977年，我在工厂拿工资的时候，最初是每月13元；后来研究生毕业，约55元。每月发工资日，财务科去附近的银行取回钞票，办公室的总务人员把钞票带到组室，工资拿到手都是下午4点以后，一叠钞票，用小纸条裹着，小纸条上打印着一些分项和总计数目。这一天，是办公室最开心和活跃的时候。有一年我们在外面现场设计，工资则是由一些同事带来现场。
这55元的工资，居家吃饭是勉强够了。再要搞些其他，就有点紧绷。买一卷柯达或富士胶卷，约10元。冲洗一卷36张，最便宜也要20几元，为了贪便宜，我常常骑车到南京西路一家叫延中的冲晒店去印照片，从四川路桥或西藏路桥过苏州河，自行车猛冲下去，在车辆的海洋里寻隙钻去，有点害怕的。踩一趟延中，单程就得近一个小时。虽然有点吃力，但踩车时，还是信心满满，因为胶卷里有不少女朋友的美丽照片。
中国内地是何时开始，发工资自动银行到账的，我没经历过，不太清楚。到美国后，我在一家设计事务所打工，那里是每两周发一次工资，老板在周五的中午手写支票，反过来交给员工，大概正面看见数字不大好意思，这一天，他心蛮疼的，嘴里反复嘟哝，这可是好多钱啊。我当时持H-1 签证，打工并不合法，后来这家公司知道了，老板埋怨训斥之余，也关切了一句，你有没有买机票回中国的钱啊？
后来我帮一家小发展商打工， 一年后获得绿卡。 那里施工房屋请来好多分包商，一般开始就要付部分款，以便分包商买材料，然后每周末都要按进度付款。分包商拿到钱后，立刻分发给工人。打工者拿到钞票，则是去超市买下周食品，或到饭店开心一番。
美国的商店接受工资的支票 (paycheck)，你在支票后签名，交给店家，店家将零钱找还给你。这张支票就是货币，任何人拿到，都可以当钱使用。 而你自己签出去的支票，最后回到你的银行，银行每月又把一叠回来的支票寄给你。我到香港后，发现香港银行并无此举。但香港银行又有“划线支票”的动作，在支票左上角划两条线，表示 payee only.
美国的劳工多数都是每周等米下锅，一刻不能拖的。某次周末，我们这里签支票的人不见，人家上门来催讨，我不知给人陪了多少笑脸。后来深夜找到此人，我再把支票连夜开车10几个迈尔，给人送去，宁息一场事故。
美国贫富差距悬殊。去年秋天游纽约，见到那么多新建的美仑美奂公寓，白领精英住的写意。 而蓝领和学生，多数口袋里没有钞票，买辆2千元的旧车，还要到银行里贷款。银行办的很多小额贷款，买旧车、自行车、计算机、音响等等。所以，最近疫情使各行各业停顿，劳工手停口停。美国政府给年收入7.5万以下的人士，每人发1200 美元，可以救急，是十分必要的。
美国政府本已巨额赤字，再拨 2.2万亿美元救市，并无真金白银的支持，只是联邦储备局在电脑中再加几个0，川总信口开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其危机则由信赖美元的诸国民众分摊。各国政府无限量放水，你辛辛苦苦汗水挣来的银子，all down to the drain。
上海四川路口山阴路口银行，我妈每月在这里买两张5元贴花，作为储蓄。此银行将恢复为内山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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