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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真实故事改编。我朋友的女导师，也就是文中的“我”）
13年的冬天，我从大学下班回家，看见母亲正蜷缩在轮椅里嚎啕大哭。见我走进来，她浑身抽搐地想去克制，可眼泪仍然止不住地从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漫出来，迷失在满脸的皱纹里。
电视里正在放电影《斯大林格勒》。我跑过去紧紧抱住她，两人哭作一团。母亲逐渐平静下来，用她粗糙的双手为我拭去泪痕。即便她已经94岁了，也比我坚强。
然而如此坚强的母亲，心中的伤口，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也没能抹平。
她是想爸爸了。
我记不得父亲的相貌，他也没有过照片，但我知道父亲有一头柔软的头发，蔚蓝的眼睛，和一张时常欢笑的嘴。他个子纤细高挑，冬天常穿一件灰黑色的风衣，把自己收拾的干净利落。我母亲常和我说起他，即便古稀耋耄，每次说起时，仿佛就回到了自己的青葱岁月，脸上泛起青春的血色。
父亲与母亲，相识相恋于乌法法律学校。我母亲有一头乌黑的头发，闪亮的眼睛，在校园里不乏追求者。但她一眼就看上了父亲，说他最老实、最勤奋，也最富学识、最有礼貌，完全不像是个乡下来的穷小子。毕业后，他们就结婚了。“你的父亲，本来可以是最好的律师。”母亲常常遗憾的说，“战前，他就已经小有名气了。”
父亲出生一年后，一战爆发。我出生的前一年，二战爆发。战争没能很快结束，反而越来越激烈。终于在我一岁的时候，父亲被征走了。正是41年春天，冰雪消融，梨花开遍。父亲走前，母亲强忍着眼泪，指着窗外的一树苹果花，“今年的苹果，能不能回来吃得到呢？”
父亲很沉默，那双海水一般的眼睛里却涌着浪，似乎随时要飞溅出来。他把手表解下来，那是母亲攒了几个月的工资，送给他的结婚礼物，“你留着吧。要是我回不来——不知道你会把它送给谁呢？”说完，眼泪就掉下来。母亲再也忍不住，抱住他哭到：“不，你留着，你一定要活着把它给我带回来，知道吗，一定要带回来！”
窗外的苹果树花谢了，父亲没有回来。第二年，苹果树的花又开，父亲仍然杳无音讯。花开花谢、花谢花开，我长大了，二战也结束了。父亲再也没有回来。
父亲这代人，在战争的阴影中成长，在战争的炮火下消亡，我们在此后默默承担痛苦。
那些年母亲是怎么过来的，我完全无法体会。我的无知幼稚帮助我遗忘了那些痛苦和饥饿。我只知道，母亲很快的消瘦下去。丰润鲜艳的脸庞变得瘦削发黄，神采飞扬的眼睛也黯淡了。我记得冬天她的双手冻得发肿，连手套也带不进去。我还记得母亲最珍爱的布拉吉，她结婚时穿的裙子，破得再也补不了的时候，那撕心裂肺的哭声。
战争结束后几年，母亲终于有了一个肩膀让她依靠——我有了第二个父亲。二战，苏联消失了三分之一的男人，其中包括我的生父。我的第二个父亲如此幸运，如此感恩，以至于他在家里从不谈论战争。战争的残酷，可能会压垮母亲。
战后，我母亲常做噩梦，尖叫着惊醒。
我长大后无数次的想起我的亲生父亲，不知道他参加了哪些战斗，不知道他吃了什么样的苦头，受了什么样的折磨，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没的，也不知道他最终埋在了哪里。我常常做梦梦见没有面孔的战争，所有战士的面庞都是模糊的，挣扎地倒在枪林弹雨里。也许这也是我母亲的梦吧。
战后的日子虽然艰难，但总算是温馨的生活。继父对母亲很呵护，也视我如几出。经济条件如此拮据，仍然勒紧腰带，供我读完大学。继父一直希望我成为教授。如他所愿，我不仅成了教授，还是自己专业的翘楚。可惜他已经走了二十多年了，没能看见这一切，不然他该多高兴啊！
15年，母亲96岁时，突然有了父亲的消息。
有专业队伍发现了父亲的遗骸，遗骸的手臂上有一块手表。手表背面，是母亲和我的名字。母亲收到手表时，把它捧到自己心前，哭得像个孩子。父亲的手表，终于在战争结束70周年的时候，回来了。只可惜送回来的不是他自己。
母亲问父亲的死因，被告知是一颗子弹直接击中心脏。我和母亲都松了一口气，他并没有为此受很大的煎熬。
我的母亲也于半年后去世。
我知道这几年情绪上的大波动对她身体造成了很大伤害。她走的时候很平静，对我说这辈子很圆满，没有任何遗憾。我为她感到高兴。
根据母亲的遗愿，她和我生父埋葬在一起，在一起的还有那块手表。她说：我把大半辈子给了你的第二个父亲，死后就让我陪陪你的第一个父亲吧。他孤独飘荡了这么多年，我再也不想他一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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