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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治理现象进行时代诊断是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任务。这篇文章借助福柯的“治理性”概念，从历时性视角回顾了16世纪以来治理性发生的两次转向，指出我们时代的治理性是“对人的治理”的回转，但这种回转在数字技术的作用下发生了异化。文章对此进行批判性分析，并从拒绝“技术座架化”和“世界图像化”两个方面提出矫正思路。文章学理丰富，视野宏阔，有利于拨开芜杂的“数字迷雾”，帮助我们理解置身的这个时代。（政治学人编辑部） 柳亦博，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在16世纪之前，治理的对象是人，这一时期的治理性可以被定义为“对人的治理”。从18世纪到20世纪，人与领土、政治结构一样成为国家的构成要素，该时期的治理性则是“对国家的治理”。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随着数字技术的涌现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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