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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冢之谜锁古道
晋北小县灵丘,有座千年古刹叫曲回寺,在其方圆几十里的地下,埋着规模宏大的石雕像冢。冢内石像有佛、菩萨、供养人等,大的高约1.5米,小的不足0.3米,有圆雕、有半圆雕、有浮雕,坐立不等,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规模到底多宏大?根据《曲回寺碑记》记载:“天宝十年奉诏因建石塔三百六座”。石塔即为石像冢,其分布范围“南接北岳,西连五台,北至唐流”,足足三百六十座石像冢,规模着实了得。
当然,三百六十座石像冢还未露出全部真容,目前只查明其中51座,仅此,其负载的唐代石雕艺术和佛学发展信息已令学界惊呼连连,这在新中国考古史上,也算上一件大事了。但问题是,佛像一般是放在寺内供养的,这里为什么要埋入地下呢?这里面,有着什么样的谜团?
近年来,随着对石佛冢考证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专家为埋佛之谜给出如下谜底:据有关记载,石佛冢建于天宝十年(公元752年),其时,安禄山、史思明等军阀蠢蠢欲动,大唐江山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前夜。按理来说,与世无争的佛寺不应该卷入军事纷争,但一个事实是,曲回寺当时是唐玄宗敕造的寺院,“建石塔”又是“奉诏”之为,在叛军之前,这些意味浓烈的政治因素足够建造石塔佛像的高僧们“喝一壶”。更为糟糕的是,这一“壶”几乎无法规避,因为曲回寺正好处于叛军进取晋北的通道——灵丘道之上,“山雨欲来风满楼”,曲回寺的僧人们只好将刻好或还未刻好的石佛像匆匆埋入地下。
如果历史真相确实如此,我们可以说,被赋予了浓厚军事色彩的灵丘道,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石佛冢这一1200多年后的文物珍存。而事实上,作为一条中国古代的通衢,除了在其贯穿沿途留下了远不止石佛冢一处历史风物外,灵丘道的历史功绩更应为人瞩目。
灵丘道的前世今生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灵丘道的前世今生。
公元398年,在部落战争中逐渐强大的鲜卑族拓跋部定都平城(今大同),拓跋珪称皇帝,是为北魏道武皇帝。这个道武皇帝是个明白人,作为从草原上骑马而来的游牧民族,除了向南对新占领中原地区的反抗势力进行镇压外,还得紧着仿效汉族区域政权的典章制度,建立封建国家,这是一个新政权的军事需求和政治需求;除此,边塞地区与内地的互市贸易、鲜卑文化与汉族文化的交流也提上北魏新政权的日程。要想同时满足如此多的需求,修一条扩疆拓土的通衢大道是当务之急。
于是,拓跋珪一上台就先修路,在发兵征讨定都中山(今河北定州)的后燕政权后,“王驾北还,发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今河北望都西北)铁关(今河北唐县西北洪城)凿恒岭(时为河北省曲阳县西北之常山)至代(平城,今山西大同)500余里”。“直道”就是灵丘道的前期工程,后来,北魏正是通过此道,多次奔袭后燕,加速了后者的灭亡。
北魏太延二年(公元436年),“魏主遣广平公张黎发定州七郡一万二千人通莎泉道”。北魏置莎泉县,在如今的灵丘县西黑龙河侧,莎泉道即灵丘道。
再时隔46年,太和六年(公元482年),北魏孝文帝为便于公私往返,再次修整灵丘道,这次规模更大,“发州郡五万人治灵丘道”。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五万人修筑,绵延500多里,场面何其壮观!
就这样,从道武帝拓跋珪奠都平城开始,到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前夕,灵丘道的工程经三次可考大规模修建,其过程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与北魏平城时代相始终,足见北魏朝廷对这条道路是何等重视。
北起平城(今大同),越桑干河,翻石铭陉(今浑源县戗风岭),经温泉宫(今浑源县汤头),过灵丘,抵恒山(时为河北省曲阳县),达信都(今河北冀州)、及邺(今河北临漳县),南至中山(今河北省定州)。这是灵丘道所经之处,沿途山山水水,千曲百回,将塞北大漠与腹地中原紧密相连。北魏王朝正是沿此道出太行,横扫河北,问鼎中原,直至携百官六宫,从平城到洛阳。在那些战争与和平的史诗般演绎中,马背上的文明,就是从这条古道,踏入了被儒家文化浸润的大地,从而揭开鲜卑等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交融的序幕。
1500多年过去了,灵丘道当然已不复当年之状,甚至可以说,灵丘道已经成了一个概念化的历史符号。如今,若沿古道寻幽探古,已是一件费尽周折的事情,我们只能从古道的遗址去想像它昔日的繁盛。笔者于2010年10月末曾造访灵丘道遗址,虽时值深秋,一派肃瑟,但这里却在喧嚣中不显落寞。古道的遗址上,早已建成省道标准的公路,作为晋煤外运的一条重要通道,直通河北。
绵延古道多风物
那些曾沐浴皇恩浩荡、聆听铁蹄铿锵的岁月永不再来,但繁华未褪,风物依然。古道所经之处,除了前文提及的曲回寺石佛冢,在灵丘境内还有古栈道、觉山寺、御射台等具有鲜卑文化背景的人文景观。
灵丘道多从深山峡谷穿过,修治难度颇大,犹以灵丘隘门峪内20余公里路段最为艰险,其中一段是在绝壁上凿修栈道通行的。如今,在距灵丘县城东南约14公里的唐河东岸,距河床5米高的石壁上有上下两排栈道凿孔,这就是古栈道遗存。凿孔呈方形,长宽各24厘米,深35厘米,孔距1米至2米不等。栈道遗迹上载危岩,下临喘流,犹胜蜀道之难。
距离古栈道东北、西南各数公里的距离内,御射台和觉山寺分立于灵丘道遗址之上,两处名胜皆因古道而成,至今引人观瞻。
当年,灵丘道建成后,自然也催生了繁忙的国事活动。在当时,皇帝巡幸是国事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在《魏书》中,北魏数位皇帝曾多次通过灵丘道南下巡幸,足见皇驾经此之频繁。
文成皇帝拓跋浚尤其钟情灵丘道沿途风光。和平二年(公元461年)三月,南巡还驾,途经隘门峪峡谷时,看到这里山光水色,钟灵毓秀,不禁兴致勃发,遂与众臣同欢,并举行了盛大的竞射活动,御射台始成。后来,北魏皇家经常“竞射于此山”,这里成为“奏金石之乐”的祥瑞之地。御射台之上,一代又一代的北魏骄子,拉射雕之弓,生万丈豪情。
距离御射台西南三公里处,就是北魏孝文帝为报母恩而颁帑敕建的皇家寺院——觉山寺。据灵丘县志载:北魏太和7年(公元483),孝文帝巡行至此,“值太后升遐日,哭于山陵,绝膳三日不辍声,思答母恩。乃于灵丘邑之东南,溪行逶迤二十里,有山曰觉山,岩壑幽胜,辟寺一区,赐额曰觉山寺。”
关于孝文帝报母恩,还有另一种说法。
北魏建国定都后,为防止母后及外家为乱,曾定下一条极其残酷的制度:“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生母赐死”。也就是说,子贵,必须母死。
孝文帝十六岁时开始听览政务,但前提是在著名的文明太皇太后冯太后的辅佐下,此时的孝文帝不过是政治傀儡。这一年,随着孝文帝的儿子恂立为太子,他的麻烦也来了。按那条残忍的制度,恂的母亲也就是孝文帝的皇后林氏必须一死。爱江山更爱美人的孝文帝遂向冯太后求情,期许能免林氏一死,但是最终没能如愿。这件事,在《魏书·孝文贞皇后林氏传》中有详细记载:孝文贞皇后林氏,平原人也……入掖庭。后容色美丽,得幸于高祖。生皇子恂,以恂将为储贰。太和七年,后以旧制薨。高祖仁恕,不欲袭前事,而禀文明太后意,故不果行。谥曰贞皇后,葬金陵。
这件事使孝文帝充满了踌躇与无奈,由娇妻之亡进而怀想母恩浩荡,于是决定颁帑金、建梵宫寄托这种情怀。
梵宫建在哪里呢?建在平城当然不行,在太皇太后的眼皮底下纯属自找麻烦。于是,灵丘道进入了孝文帝的视线,国之大道,既是祖皇炫耀武功之地,周遭又极尽山水之美,是最合适不过的地方了。
史料并未给后世留下太多的详情,但不管哪种说法,觉山寺的修建,都与灵丘道息息相关确是不争的事实。
觉山寺后经各朝代几番修缮,寺中砖塔除保存有基本完好的60平方米辽代壁画外,建筑水平也堪称奇迹: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灵丘曾发生七级大地震,县城官私房舍及觉山寺庙宇尽毁,唯砖塔独存,至今完好,并以其独特的历史和文物价值成为国保单位。
御射台和觉山寺分立古栈道两边,一武一文,一张一弛,似乎也在彰显北魏王朝安邦治国的理念。
一些题外的话
作为北魏举足轻重的国道命脉,灵丘道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民族融合等多方面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令人唏嘘的是,这么一个大事件,除了在《魏书》及《资治通鉴》上有数十字的简略提及外,后世史学并未对此特意著述。这究竟为何?
历史上,自诩为正统的封建史家大多对北魏政权存有某种偏见,认为其不过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少数民族的政权,文化落后,难以和汉族政权相提并论,这种偏见,甚至影响至今。当前,国内一些研究北魏历史的学者正着力于针对这种偏颇的辩驳。中国古都学会副会长安大钧对此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因为它是多源汇流的。尧与舜、华与夏、汉与夷的融合,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儒、释、道三教的融合,才造就了五千年不朽的中华文化。我们应该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站在中华文化的立场上,放弃重汉轻夷、重中轻边的观念,放弃封建正统思想,看待拓跋鲜卑主政中原的北魏。
如此,作为北魏之国道,当历史的身影在其上愈行愈远时,我们期冀,在重载汽车的轰鸣声中,能有更多的人怀想故人的不懈和那悠远的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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